终生教职、考核与高校人员流动

去年10月份写了一篇文章《终生教职与基本正确的长期研究计划》,从入职高校的青年教师角度讲了我自己对国内“终生教职”[1](tenure,长聘制)制度的一些思考。核心想法是一种“长期主义”——如果目的在于以学术为志业的长期发展,那么最好有一个通盘考虑,而不是过于在意短期一城一地的得失。但短期的考虑也必须有,因为现在国内大学的主流运作方式并不是长期主义。有鉴于此,今天从高校短期考核与人员流动的角度,说几点个人感受。

本文的核心观点:有中国特色的终生教职绩效考核体系极大推动了国内高校人员流动;而且,这是向好处发展

一、人员流动

尽管我没有对国内高校人员流动做过系统的数据统计与分析,但就职8年来连续参与学院的招聘工作,也结识了分布在全国各地、各类高校各个学科的很多朋友,时常会交流市场信息,一个总体的观察是国内高校的人员流动性在过去这十年间迅速上升。

以武大经管过去十年来长聘轨青年教师招聘为例,2013年AEA招聘入职3人,已离职2人;2014年AEA招聘入职19人,已离职12人;2015年AEA招聘入职14人,已离职10人。随后几年离职人数稍减,不一一列举。学院离职者中大部分人都流转到国内其他高校,个别去了境外高校。国内高校去向甚广,上海、广东、四川都有,其中大多数学校也与武大同档次或更好。尽管离职人数很高,但因为每年依然保持一定的招聘规模,因此学院长聘轨青年教师总数依然稳步增加。离职原因,下文详谈。

以我所了解的国内其他高校经济、金融学科,人员流动也非常频繁。上海、北京、武汉这样高校密集城市的市内流动不说,跨省流动也极其常见。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江西、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广东、重庆、四川,这些省份两两之间几乎都有青年教师流动的事例在我身边发生,累计数十例。

经济、金融学科外的情况,我自己了解有限。但从朋友交流、媒体报道所得零碎的信息判断,情况类似。

二、学校考核

青年教师大规模流动的首要因素是长聘制下的考核。一般学校在预聘(tenure track)阶段的合同,都是3+3模式,即第一个3年有一个中期考核,后一个3年有一次长聘考核。中期考核标准低于长聘考核,但如果没有通过的话,依然有很大的解聘可能性。各个学校的预聘年限、要求都有广泛差异,预聘总时长从6年到12年不一而足。每个学校的考核标准也都处在不断变化中,所谓是“改革永远在路上”。

无论中期还是长聘考核,学校考核都是促使教师离职、另赴下家的主要因素。这其中有两个情况:

其一是考核不通过,自己没有选择,只能离职。尽管这样的“非升即走”是长聘制度的核心特征,但就我知晓的人员流动情况而言,被迫离职其实不是主要的直接流动原因。国内只有北大、清华等少部分头部学校以及中山这样用博后超常招人的学校,习惯于在预聘考核中较大比例拒绝续聘,从而使青年教师不得不离职。

其二是考核预期激发青年教师离职动机。这种情况最常出现在能顺利甚至超额完成考核标准的青年教师中。原因很简单,除了头部学校的个别头部院系外,其他学校院系给青年教师的工资待遇是一个成本最小化的水平,反映的是刚好达到考核标准青年教师的边际价值。因此,超过边际价值的老师,如果没有获得或是认可其他非金钱(nonpecuniary)回报,那么就会自然考虑转投其他学校,另寻高就——而且事实上,大部分学校对能够“转会”而来的老师都以“引进人才”处理,结果往往会在待遇上支付一个溢价。当然,也有很多人员主动离职是在现金待遇不变或者稍低的情况,通常而言这说明有其他非金钱因素的考虑,如夫妻团聚、照顾父母或者城市、学校感情原因。

三、有中国特色的终生教职

近年来凡事喜欢论中国特色,虽然闹了不少如“中国特色微积分”之类的笑话,但整体有其合理性。终生教职这一舶来品,之所以被中国“努力建设中或已建成的双一流”高校所采用,自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事实上,“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就是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教育部曾专门给北大、清华发过指导文件,鼓励其带头进行人事制度改革。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改变高校教师事业编“铁饭碗”。如果熟悉90年代末国企改革和“下岗潮”,那么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就是25年前国企改革的翻版。为何要改?因为高校沉淀了过多“低效”教师——这一方面是个客观事实,80年代恢复高校办学面临严重人才断档,90年代“下海潮”又吸走了众多才华横溢者,而世界学术前沿浩浩荡荡,待进入新世纪高校合并潮落幕后,一眼看去很多老师都乏善可陈,不能称之为“人才”;但另一方面,何为“人才”,却也是长久争论的问题,最终诉诸“客观标准”,落实到容易进行“科学数目字管理”[2]的论文和项目数量上。

一旦确定了“减员增效”的目标,科研成果绩效就成为考核机制,“非升即走”也就成为“理想”手段。称之为“理想”,是因为原则上“减员”目标应当针对全体教师。但这显然容易引发激烈冲突,有碍“稳定”大局[3],于是祭出“新旧划断”的法宝,“非升即走”只适用于新人。而对于老人,则普遍推行“全员聘用制”,固然有名无实,但至少符合“改革”话语要求。

正好,过去十年来国内“一流”高校普遍引入海外,特别是美国一流高校毕业的博士,而美国虽然不是终生教职的发明地,却是终生教职目前的全球“模范”[4],因此各大高校普遍打出了“终生教职”的招牌,吸引受美国模式终生教职体系培养的博士。

之所以说国内的“终生教职”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原因有二。第一,海外终生教职的运行原理,在于广义上的教授治校——尽管其精确内涵又有争论,但大原则在于学术圈同行评议,校内是系、院资深教授,校外是大、小同行。但显然,国内不是教授治校——不能教授治校,也不愿教授治校[5]。第二,海外终生教职的基本标致,是一旦获得长聘,则原则上可以躺平,薪酬高于准聘阶段(如助理教授),而硬性工作要求仅为教学与院系行政服务。但国内各高校,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推行“非升即走”的初心就是不想养“闲人”、“懒人”,怎么能允许长聘教师躺平,而不发文章、不申项目呢?

既然初心的大方向就是发论文、申项目,也就不奇怪国内绝大多数学校、绝大多数院系的长聘合同,依然是一个绩效考核合同。这通常继续是一个3+3的合同,3年一小考,6年一大考。达不到考核标准的,自动降低工资待遇。

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终生教职”,大概就是两段合同:预聘期绩效考核,非升即走,用解聘“大棒”提供激励;长聘期绩效考核,不发则降,用工资“胡萝卜”继续提供激励

当然,如果按照“以学术为志业”的理想情形,拿到终生教职后,教师应该达到视科研为生命的状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学生、项目、团队,自然会源源不断产生科研成果。按照CER刚发表的研究 “Publish or perish? A tale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国内“一流”高校经管学科的确存在“发表->领导->发表”的良性循环,培养了众多科研-行政双肩挑的领导。

四、适应新体制

旧日一去不复返。羡慕过去“事业编”稳如泰山,不如调整预期,拥抱变化不居。人活着不能被尿憋死,青年教师也完全没有必要抱守一个就职院校。即便这个学校世俗意义上再好,排名再高,工资再高,如果你的工作不被认可,又有什么可留恋的?

经济学家许成刚转述过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对于刚起步又有志向的年轻学者而言,最理想的工作是什么?答曰,守灯塔。这里的关键在于“灯塔”非大学、大楼、大佬之谓也,乃学术本心之谓也。有心向学,何处不能学术?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成佛,王阳明龙场悟道,都不是因为那颗菩提树或者龙场那个山洞有何特别之处。

树挪死,人挪活。

八年来亲身经历周遭无数离职、入职,莫不如此。

局中人应该做什么呢?相信教职市场的智慧。长期来看,学者的身价,一定会在市场流转中获得准确体现。而且,公开市场上确定的价值,永远比其他方式的定价,更有说服力。

初稿写于2022年5月24日

修订于2022年5月25日

[1] Tenure常译做“终身教职”,此处译做“终生教职”,原因见《终生教职与基本正确的长期研究计划》一文。[ 返回正文 ]

[2] “精细的数目字管理”是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重点论述的现代资本主义核心特征,也是中国未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核心缺失。[ 返回正文 ]

[3] 国内最早推行终生教职制度的试验,是20世纪初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大校长助理任上推进的“非升即走”改革。因过于激进,这一轮改革受到校内极大抵制,黯然收场。其后清华也推行过全体老师“就地卧倒”,重新评聘的终生教职改革,最终也只能采取新老划断的策略。此后,新老划断成为各大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准套路。[ 返回正文 ]

[4] 美国的终生教职“非升即走”模式普遍采取6 – 9年助理教授聘期加长聘考核的模式,考核方式通常包括系内综合评估-同行通讯评价-学院、教务长(副校长)最终裁决的模式,考核内容包括教学、科研、行政服务三个主要方面。现代终生教职的起源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即突出正教授至高无上的地位,学者的终身奋斗目标在于获得正教授席位,而正教授也因此对校内事务有极大影响力与控制权。但德国的终生教职模式与美国又有重要差别:前者的难点在于晋升,后者的难点在于续聘;因此德国模式并不特别强调“非升即走”。与此类似,英国、法国终生教职模式重点也在于逐渐晋升。从这个意义上,欧洲模式整体上与中国传统的高校事业编制接近,压力主要不在于能否保住饭碗。显然,在学者工作生涯的初期,美国“非升即走”模式带来的个人压力更大,无法续聘的风险也更大;与此相应,美国预聘阶段的工资待遇普遍高于欧洲大陆传统高校。[ 返回正文 ]

[5] 欧洲大学教授治校有着深刻的基督教独立政治地位传统的根源。现代欧洲大学脱胎于基督教修道院-经院传统。自西罗马灭亡后,西欧基督教/天主教便获得了独立政治地位,是与封建领主、贵族的世俗政权相独立的政治势力。15世纪后欧洲专制王权的扩张并未消灭基督教的独立性,因为也未消除经院-大学的政治独立性。启蒙运动后,大学逐渐脱离基督教控制,但却继承了独立性,并在18世纪开始的专制王权-民族国家竞争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拥有“帝国”野心的王室培养越来越多的专门人才。由此,大学与国家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也越发密切。但即便在当代,欧美传统名校主流都是私立,而非公立。私立大学并不像私立家族企业那样,真正由某个、某几个私人所有,而是表明其具有法律、习惯、文化上相对于公共行政体系的独立性。而法国“高等”系列(巴黎高师、高政、高级理工)或者德国几所顶尖学校,尽管是公立,但也因为学校运行时间远超当前政权存在时间,因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性。[ 返回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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