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份写了一篇文章《终生教职与基本正确的长期研究计划》，从入职高校的青年教师角度讲了我自己对国内“终生教职”[1]（tenure，长聘制）制度的一些思考。核心想法是一种“长期主义”——如果目的在于以学术为志业的长期发展，那么最好有一个通盘考虑，而不是过于在意短期一城一地的得失。但短期的考虑也必须有，因为现在国内大学的主流运作方式并不是长期主义。有鉴于此，今天从高校短期考核与人员流动的角度，说几点个人感受。
本文的核心观点：有中国特色的终生教职绩效考核体系极大推动了国内高校人员流动；而且，这是向好处发展。
一、人员流动
尽管我没有对国内高校人员流动做过系统的数据统计与分析，但就职8年来连续参与学院的招聘工作，也结识了分布在全国各地、各类高校各个学科的很多朋友，时常会交流市场信息，一个总体的观察是国内高校的人员流动性在过去这十年间迅速上升。
以武大经管过去十年来长聘轨青年教师招聘为例，2013年AEA招聘入职3人，已离职2人；2014年AEA招聘入职19人，已离职12人；2015年AEA招聘入职14人，已离职10人。随后几年离职人数稍减，不一一列举。学院离职者中大部分人都流转到国内其他高校，个别去了境外高校。国内高校去向甚广，上海、广东、四川都有，其中大多数学校也与武大同档次或更好。尽管离职人数很高，但因为每年依然保持一定的招聘规模，因此学院长聘轨青年教师总数依然稳步增加。离职原因，下文详谈。
以我所了解的国内其他高校经济、金融学科，人员流动也非常频繁。上海、北京、武汉这样高校密集城市的市内流动不说，跨省流动也极其常见。北京、天津、辽宁、黑龙江、山东、河南、江苏、湖北、江西、上海、浙江、福建、湖南、广东、重庆、四川，这些省份两两之间几乎都有青年教师流动的事例在我身边发生，累计数十例。
经济、金融学科外的情况，我自己了解有限。但从朋友交流、媒体报道所得零碎的信息判断，情况类似。
二、学校考核
青年教师大规模流动的首要因素是长聘制下的考核。一般学校在预聘（tenure track）阶段的合同，都是3+3模式，即第一个3年有一个中期考核，后一个3年有一次长聘考核。中期考核标准低于长聘考核，但如果没有通过的话，依然有很大的解聘可能性。各个学校的预聘年限、要求都有广泛差异，预聘总时长从6年到12年不一而足。每个学校的考核标准也都处在不断变化中，所谓是“改革永远在路上”。
无论中期还是长聘考核，学校考核都是促使教师离职、另赴下家的主要因素。这其中有两个情况：
其一是考核不通过，自己没有选择，只能离职。尽管这样的“非升即走”是长聘制度的核心特征，但就我知晓的人员流动情况而言，被迫离职其实不是主要的直接流动原因。国内只有北大、清华等少部分头部学校以及若干时段用博后超常招人的学校，习惯于在预聘考核中较大比例拒绝续聘，从而使青年教师不得不离职。
其二是考核预期激发青年教师离职动机。这种情况最常出现在能顺利甚至超额完成考核标准的青年教师中。原因很简单，除了头部学校的个别头部院系外，其他学校院系给青年教师的工资待遇是一个成本最小化的水平，反映的是刚好达到考核标准青年教师的边际价值。因此，超过边际价值的老师，如果没有获得或是认可其他非金钱（nonpecuniary）回报，那么就会自然考虑转投其他学校，另寻高就——而且事实上，大部分学校对能够“转会”而来的老师都以“引进人才”处理，结果往往会在待遇上支付一个溢价。当然，也有很多人员主动离职是在现金待遇不变或者稍低的情况，通常而言这说明有其他非金钱因素的考虑，如夫妻团聚、照顾父母或者城市、学校感情原因。
三、有中国特色的终生教职
近年来凡事喜欢论中国特色，虽然闹了不少如“中国特色微积分”之类的笑话，但整体有其合理性。终生教职这一舶来品，之所以被中国“努力建设中或已建成的双一流”高校所采用，自然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事实上，“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就是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中之重，为此教育部曾专门给北大、清华发过指导文件，鼓励其带头进行人事制度改革。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的关键，就在于改变高校教师事业编“铁饭碗”。如果熟悉90年代末国企改革和“下岗潮”，那么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就是25年前国企改革的翻版。为何要改？因为高校沉淀了过多“低效”教师——这一方面是个客观事实，80年代恢复高校办学面临严重人才断档，90年代“下海潮”又吸走了众多才华横溢者，而世界学术前沿浩浩荡荡，待进入新世纪高校合并潮落幕后，一眼看去很多老师都乏善可陈，不能称之为“人才”；但另一方面，何为“人才”，却也是长久争论的问题，最终诉诸“客观标准”，落实到容易进行“科学数目字管理”[2]的论文和项目数量上。
一旦确定了“减员增效”的目标，科研成果绩效就成为考核机制，“非升即走”也就成为“理想”手段。称之为“理想”，是因为原则上“减员”目标应当针对全体教师。但这显然容易引发激烈冲突，有碍“稳定”大局[3]，于是祭出“新旧划断”的法宝，“非升即走”只适用于新人。而对于老人，则普遍推行“全员聘用制”，固然有名无实，但至少符合“改革”话语要求。
正好，过去十年来国内“一流”高校普遍引入海外，特别是美国一流高校毕业的博士，而美国虽然不是终生教职的发明地，却是终生教职目前的全球“模范”[4]，因此各大高校普遍打出了“终生教职”的招牌，吸引受美国模式终生教职体系培养的博士。
之所以说国内的“终生教职”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原因有二。第一，海外终生教职的运行原理，在于广义上的教授治校——尽管其精确内涵又有争论，但大原则在于学术圈同行评议，校内是系、院资深教授，校外是大、小同行。但显然，国内不是教授治校——不能教授治校，也不愿教授治校[5]。第二，海外终生教职的基本标致，是一旦获得长聘，则原则上可以躺平，薪酬高于准聘阶段（如助理教授），而硬性工作要求仅为教学与院系行政服务。但国内各高校，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推行“非升即走”的初心就是不想养“闲人”、“懒人”，怎么能允许长聘教师躺平，而不发文章、不申项目呢？
既然初心的大方向就是发论文、申项目，也就不奇怪国内绝大多数学校、绝大多数院系的长聘合同，依然是一个绩效考核合同。这通常继续是一个3+3的合同，3年一小考，6年一大考。达不到考核标准的，自动降低工资待遇。
所以“有中国特色的终生教职”，大概就是两段合同：预聘期绩效考核，非升即走，用解聘“大棒”提供激励；长聘期绩效考核，不发则降，用工资“胡萝卜”继续提供激励。
当然，如果按照“以学术为志业”的理想情形，拿到终生教职后，教师应该达到视科研为生命的状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学生、项目、团队，自然会源源不断产生科研成果。按照CER刚发表的研究 “Publish or perish? A tale of academic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国内“一流”高校经管学科的确存在“发表->领导->发表”的良性循环，培养了众多科研-行政双肩挑的领导。
四、适应新体制
旧日一去不复返。羡慕过去“事业编”稳如泰山，不如调整预期，拥抱变化不居。人活着不能被尿憋死，青年教师也完全没有必要抱守一个就职院校。即便这个学校世俗意义上再好，排名再高，工资再高，如果你的工作不被认可，又有什么可留恋的？
经济学家许成刚转述过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对于刚起步又有志向的年轻学者而言，最理想的工作是什么？答曰，守灯塔。这里的关键在于“灯塔”非大学、大楼、大佬之谓也，乃学术本心之谓也。有心向学，何处不能学术？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成佛，王阳明龙场悟道，都不是因为那颗菩提树或者龙场那个山洞有何特别之处。
树挪死，人挪活。
八年来亲身经历周遭无数离职、入职，莫不如此。
局中人应该做什么呢？相信教职市场的智慧。长期来看，学者的身价，一定会在市场流转中获得准确体现。而且，公开市场上确定的价值，永远比其他方式的定价，更有说服力。
初稿写于2022年5月24日
修订于2022年5月25日
[1] Tenure常译做“终身教职”，此处译做“终生教职”，原因见《终生教职与基本正确的长期研究计划》一文。[ 返回正文 ]
[2] “精细的数目字管理”是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中重点论述的现代资本主义核心特征，也是中国未能自发进入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的核心缺失。[ 返回正文 ]
[3] 国内最早推行终生教职制度的试验，是20世纪初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大校长助理任上推进的“非升即走”改革。因过于激进，这一轮改革受到校内极大抵制，黯然收场。其后清华也推行过全体老师“就地卧倒”，重新评聘的终生教职改革，最终也只能采取新老划断的策略。此后，新老划断成为各大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标准套路。[ 返回正文 ]
[4] 美国的终生教职“非升即走”模式普遍采取6 – 9年助理教授聘期加长聘考核的模式，考核方式通常包括系内综合评估-同行通讯评价-学院、教务长（副校长）最终裁决的模式，考核内容包括教学、科研、行政服务三个主要方面。现代终生教职的起源是欧洲，特别是德国，即突出正教授至高无上的地位，学者的终身奋斗目标在于获得正教授席位，而正教授也因此对校内事务有极大影响力与控制权。但德国的终生教职模式与美国又有重要差别：前者的难点在于晋升，后者的难点在于续聘；因此德国模式并不特别强调“非升即走”。与此类似，英国、法国终生教职模式重点也在于逐渐晋升。从这个意义上，欧洲模式整体上与中国传统的高校事业编制接近，压力主要不在于能否保住饭碗。显然，在学者工作生涯的初期，美国“非升即走”模式带来的个人压力更大，无法续聘的风险也更大；与此相应，美国预聘阶段的工资待遇普遍高于欧洲大陆传统高校。[ 返回正文 ]
[5] 欧洲大学教授治校有着深刻的基督教独立政治地位传统的根源。现代欧洲大学脱胎于基督教修道院-经院传统。自西罗马灭亡后，西欧基督教/天主教便获得了独立政治地位，是与封建领主、贵族的世俗政权相独立的政治势力。15世纪后欧洲专制王权的扩张并未消灭基督教的独立性，因为也未消除经院-大学的政治独立性。启蒙运动后，大学逐渐脱离基督教控制，但却继承了独立性，并在18世纪开始的专制王权-民族国家竞争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拥有“帝国”野心的王室培养越来越多的专门人才。由此，大学与国家行政体系之间的关系也越发密切。但即便在当代，欧美传统名校主流都是私立，而非公立。私立大学并不像私立家族企业那样，真正由某个、某几个私人所有，而是表明其具有法律、习惯、文化上相对于公共行政体系的独立性。而法国“高等”系列（巴黎高师、高政、高级理工）或者德国几所顶尖学校，尽管是公立，但也因为学校运行时间远超当前政权存在时间，因此获得了事实上的独立性。[ 返回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