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云大附中六年中学时光的回顾
按：我的中学六年都在云南大学附属中学度过。今年是云大附中95周年华诞，同时也是我初中毕业20周年、高中入学20周年。适逢学校高中部远行文学社组织校庆征文，便作此文，以为怀念。（全文11,019字）
小引
时间过去23年，我依然清晰地记得99年一个初秋的清晨，沿龙泉路去往云大附中，骑车路过一农场的瞬间我脑海中那个少年轻狂的念头：既然自己知识的“宽度”足够，初中阶段何不专注于“深度”。当时的我不会意识到，这其实不仅是我知道自己“知道”的结束，而且还是持续一生的让我知道自己“不知道”的开始。
我就是怀着这样勇往直前又一无所知的心态进入云大附中。等待我的，是从少年到青年的一维展开，也是从知其知到知其不知的一维展开。
一、初入北院
那时候的云大附中只是云南大学在一二一大街以北的校园——简称北院——西侧家属区角落里一块不大的园中园。北院我并不陌生，因为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祖父母家在云大北院。幼儿时期对北院角落里云大附中的印象很模糊，但对云大附中隔壁的云大附属幼儿园紧闭的大门印象深刻。尽管如此，直到上初中前，我对北院的了解很少，仅限于祖父母家单元楼和旁边的食堂。后来云大分了新房，祖父母便搬到江岸小区去了，从此之后直到初中入学，我就很少到过北院。
从出生起，我家就在母亲的工作单位昆明地质学校里；90年代地质行业不景气，地校也脱离了原来地矿系统的隶属关系，改名叫云南省旅游学校了。我就读的小学，就在与地校隔龙泉路相望的马村小学——一个很老的学校，民国初年建立，至今已经超过100年。学校最早建在马村地界的一个庙里，所以称作马村小学；现如今马村已经消失于城中村改造，学校也更名为龙泉路小学。90年代末期，马村小学的学生除了原来马村村民子弟外，还有大量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弟。因此，我的小学教育环境和我的初中同学们有很大差异。我的同学们大多是城区重点小学毕业。
原因很简单，云大附中的初中部在当时已经是昆明市最好的。
二、独特的校园氛围
我入学的99年，云大附中初中部一共招了十一个班，我被分在六班。云大附中有很独特的体制，彼时称作民办公助，其实就是校长、书记不归教委任命，而是由云南大学任命。尽管是百年老校，但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云大附中都停办了，只是在80年代初才出于解决云大教工子女上学难的问题而恢复办学。那时候教委经费紧张，本着谁举办谁出钱谁负责的原则，也就不对云大附中进行直接领导。后来昆明贵金属研究所（八五研究所）与中科院昆明分院也为了解决子女教育而与云大合作，共建云大附中，共同成为云大附中90年代快速崛起时的“原始股东”。
云大附中有着非常浓郁的大学与科研院所底色。80年代恢复办学时后主要的校长余建忠与书记王菊英都是从云大中文系教师任上，调到附中做领导，直到2000年初才陆续退出附中领导岗位。余校长与王书记为附中注入了学者的底色，在他们领导下组织起来的教师队伍也不同凡响。从复校起，学校就很注意继承与发扬解放前的优良传统。云大附中现在一直使用的校名是曾在附中任教的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题写，北院学校大门边的墙上也刻着楚图南92年给附中的寄语：
“读好书，交好友，行远路，做大事。”
我一直认为，这是真正的附中校训。
云大附中成名与崛起是靠中考。从我进校直到现在，云大附中初中部在昆明市的中考成绩几乎总是第一。但考试绝不是附中的本色。甚至可以说，附中的教育理念从来不是以考试为第一要务。相反，云大附中一直贯彻的教育理念是培养完整的人。通俗地说，就是“德智体美劳”全覆盖。德育没有定法，依靠的是“身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教师队伍以身作则。体育方面，附中尽管场地受到极大限制，但因为90年代初一批青年男教师——包括“三张两赵”的专业课教师和一批出色的体育老师——的加入，使得学校课外排球、篮球、兵乓球等活动有声有色。美育方面，初中的音乐与美术课都开得很全。当时全校美术课的统领是赵毅老师，出身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侦察兵，粉笔作画出神入化。劳育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活动，比如每年三八妇女节的时候，放半天假让同学们回家给母亲做一顿晚饭。
在中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是附中初中部的本钱。99年入校时，附中初中部已经连续十四年取得昆明市中考第一。但初中整体教学环境是宽松而自由。初中三年很少周六补课，唯一系统的周六上课，是初二（或者初三）由年级统一组织的数学提高班。当时为了遵守教委“减负”的规定，周六不能在学校自己的教室上课，还租用了龙翔小学的教室。初中阶段每天的作业量也不大，初一初二的作业大多能在晚饭前完成。如此，每天晚上和周末，我都可以有大量的时间读“闲”书，文学、历史、传记和科普著作，五花八门。
如果不靠填鸭式教学，附中的中考成绩又为什么能长期保持第一呢？现在想来，第一是靠师资。余校长、王书记慧眼识人，又依托合办单位的支持，附中的教师队伍极其出色。优秀的老师对教学内容能够融会贯通，难点重点条分缕析，学生学起来自然省力许多。第二是靠滚动的优秀生源。80年代末云大附中最初几届初中生源，主要来自云大子弟。或许是承袭家学，能够让刚恢复办学的附中在中考中很快脱颖而出。广告打响后，就有更多的优秀生源选择到附中读初中。这样与优秀的师资教学相长，稳扎稳打，便在90年代彻底奠定了顶尖初中的基础。
但若论师生二元辩证关系中，谁主谁辅，我的看法还是前者。一支稳定、优秀、有核心代际传承的师资队伍，总会遇到能够证明其实力的学生群体。这在后来附中高中部的壮大中，一再证明。
三、初中的同学与老师
刚进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摸底考试，我们班一共六十余人，我大概排名第十三。入校后认识的第一个同学叫赵杨，现在是一个出色的基层干部。第一个同桌叫张丽，但似乎只是一学期就换开了，后来又陆续换了向征和齐晔璇两个同桌。刚入学，大家都觉得初中生活很新奇，同学们也很快熟络起来，三年间结下深厚友谊。
语数外三个主科老师，刚好形成“432”年龄搭配，都年富力强：管六十几个半大小孩，劳心费力。班主任是英语老师朱昌美，带我们这一届时三十出头，但已经是有十年教龄的“老”手。那时候上课都是黑板，英语教学经常需要画横线，因此朱老师惯常手持一把米尺。因为是班主任，自然经常需要“发威”以震慑一帮毛躁学生，于是米尺就具有“杀威棒”的效果，威严无比。朱老师两句话深入人心：“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自助者天助”。言犹在耳。
语文老师张林云，时年四十上下，仪表堂堂、风度翩翩。写得一手好字，普通话发音极其标准。上课擦黑板有绝技，也让我偷师学艺，终身受益。张老师上课乐于拓展引申，我也乐于接话进一步拓展引申，结果经常出现离题太远、影响教学的局面。插话太多之后，张老师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直接“请”我站到最后一排黑板边。甚至有时候课堂过于“活跃”，就直接“请”我和其他几个“主事”者一块站到门外“平静”一下。以至于到后来张老师只需要一做手势，我就自觉地站到规定地点，保证课堂教学的顺利推进。
数学老师张莉，99年刚从云大数学系毕业。为了和张林云老师区分，同学们私下通常称呼“老张”“小张”老师——若为表现“亲密无间”，就干脆省略老师二字。小张老师初登讲台，给同学们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亲切。现在自己教了很多大学生后，方能领会小张老师初次授课时是有一丝紧张的。当时不少家长其实对数学老师人选不满意，总觉得自己小孩会折在“新手”手里。但三年后，事实表明小张老师教学效果一流。高中时，小张老师结婚。一群初中同学收到消息，不请自去，备了一份“丰厚”的大礼——当天所有能买到的报纸装了一整箱——顺便蹭了一桌饭。
初三时，朱老师产假，年级组就安排了时任我们班物理老师的章建芝接手班主任。章老师经验丰富，严于教学，一丝不苟，但班里的同学总容易和章老师发生摩擦。初三上学期时，班里一度秩序混乱，人心涣散，以至于其时已经是隔壁七班班主任的小张老师上课把我们全班“臭骂”了一顿，总结就是两个字：“浮油”；心气浮躁，没有干货。现在想来，当时确是如此。不过随着中考压力愈发增大，以及朱老师休完产假回到学校，全班整体状态又有所恢复。最后中考成绩已经无从查证，但印象中肯定没有垫底。
四、初中的生活与学习
初一几乎一整年，为了节约往返地校家中吃午饭的时间，我中午都是去江岸小区祖父母家中吃饭。祖父是云大中文系教师，小学起就帮我批改寒暑假的作文，并指导我阅读文学作品。初中后，祖父也更关心我的文科学习，并指定了一本唐宋诗词选讲，让我每日早饭后朗诵，读完再去学校。现在想来，诵读诗词古文对培养语感的确功不可没。
2000年中，家里从地校搬到了父亲工作的昆明理工大学（昆工）本部，也就是现在的莲华校区。这时候从家到附中，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如果云大北院侧门开的话，从家到学校走路不到十分钟。就这样，我每天又节约了不少上学放学路上骑车的时间。也正是因为搬到昆工，我能够更方便地去一二一大街上的清华书屋和建设路坡底的新知书城。直到我后来离开昆明去北京上学，这两个书店应该是我整个中学期间，去过最多的购物场所。一般周末总会有一个下午或者晚上，或者一个人，或者约同学董衡，去一个书店溜达，翻看各类图书。似懂非懂，但觉有趣，便会买回家看。那时候每个月有一定零花钱，手头有流动性，主要就用于买书。一开始，父亲见我买了一些原著“大部头”，一度担心我只是叶公好龙。但后来我的的确确读完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与《人类的起源与性选择》两套书，父亲也就不再过问。据说我买书的习惯是从祖父那里遗传的，这倒是有可能。祖父有丰富的古汉语典籍与文学名著藏书，初中时也从中借阅过不少。
初二开始，每天中午饭后，便对着一本柳公权字帖，临写一张八开毛边纸毛笔字。如此反复临了若干遍，到高一时又换成欧阳询的字帖。练毛笔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提高硬笔字的水平。附中有书法传统，有一批爱好书法的老师，老张老师是其一，也包括一批其他科目的老师，包括地理、数学乃至物理。初中入校时，每人发一个身份标志牌，上面的姓名、年级就是手写，至今印象深刻。练毛笔字培养的是静功，但也有几个意外的收获。一个是用于“取巧”。初中那时候实行“家校联系本”制度，每人每天要把作业题号等抄到一个小号牛皮纸笔记本上，完成作业后给家长签字，相当于现在的家长群打卡。班主任会每天批阅，有时候也会写些指示、嘱托之类的话。问题是总有同学不愿或者忘记让家长签字，第二天上午交作业时，便会找到我或者另外一位同学，模仿家长签字。另一个也还是“取巧”。当时云附要求每节课下课后，老师都要在一个课堂纪律本上给个评价再签字，如果空缺，就要写说明之类，比较麻烦。这个时候通常我也会代签，因此花了不少功夫模仿老师签名的风格。时隔多年回想，这两个都不算什么非常光彩的事，但或许也并不算“恶意违规”，而只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委托代理问题而已。但也有一些好的收获。练字能够培养一种对汉字和历史的感情。此外，练字也让我能够写一手好的粉笔字，除了出黑板报外，高中时候很多早读的诗歌介绍，都由我包办，抄到黑板上。
初中大部分课程内容的学习，对我来说并没有特别困难。唯一的例外是初二刚开始接触因式分解时，对很多技巧非常陌生。于是我从清华书屋买了一本初中数学竞赛的指导书，花了大概半学期的时间把其中因式分解的内容都学习了一遍，果然取得不错的效果。但可惜整个云南省的数学竞赛水平都比较落后，没有真正的竞赛培养体系。当然，这是后来去北大念数学之后，才发现的。
初中三年的考试成绩总体稳定，大多数时候都排在全班前三左右。我的父亲母亲对每学期排名并不是很上心，他们更关心我平时在学校的为人处世。因为家离得很近，他们总会一两个月就在下午放学前来学校找主要的科任老师聊天。初中老师们也愿意和他们聊天，大家都是老师，很多东西都能聊到一块去。
成绩方面我第一次感受到冲击，是初三上学期期中考。数学满分120，我应该只考到96左右。当时能明显感到对中考水平的试题不是很适应，而且那段时间周末和同学出去玩或者自己自由探索的时间的确比较多。当时一个常规情形是班里有一群同学想出去玩，但家长或多或少有担心，这时候就会当家长面给我或者其他一些成绩“好”的同学打电话，以示大家是一块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无论最后是否出门或者出门干了啥，始终耗费了不少时间。经过期中考的冲击，我痛定思痛，决定“发愤图强”，表现就是把当时年级统一发的《天府数学》辅导书做一遍。《天府数学》是名校成都七中编写的，但在2001年的时候，印刷质量很差。我第一次感到自己视力退化，就是在刷《天府数学》的过程中。整个初中我其实都不戴眼镜。但当中考考完最后一科政治，抬头一看黑板上的钟，已经模糊了。我知道，我不戴眼镜的日子，结束了。
五、转变
附中的崛起，一直是在余校长和王书记的代领下。全校所有老师，关系都很亲近，是典型的“家庭式”治理模式。学生们也都很爱戴两位领导。因为王书记更多负责党务、组织、人事等工作，故和学生接触更多的是余校长。余校长写得一手好文章，精通音律，仪表温厚慈祥，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风貌气度。初三上学期运动会时，班主任指示我们应该好好准备一下入场式上的班级展示，以作纪念。后来这个任务就交到我手上。时逢传闻余校长要退休了。下课后我去文具店买了若干块泡沫厚板和红黄两套泡沫薄板，手工描了一组宋体字，套刻出一组“余校长您好”的大牌子——具体内容是否是这五个字，我已经记不清了，但的确是模仿84年国庆阅兵时北大学生举出的“小平您好”横幅。后来运动会入场，全班走过主席台时，后排一下举起这几个泡沫牌子，引起轰动。可惜后来这几个牌子下落不清，也从没看到过主席台上拍的照片成品，甚为遗憾。但更为遗憾的是，这之后不到半年，云南大学就通知余校长“下课”，调回中文系了。宣布决定是在云附70年校庆的下午，全校哗然，传闻此起彼伏。云大领导同时宣布新任校长是同样来自云大的民族学家何明教授。
中考前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同学坐在希望楼一层闲聊，碰到时任班主任章建芝老师走过。章老师看见我们几个，就走过来，说学校领导换届后决定大力度建设高中部，未来如果高考考中“状元”，奖励十万云云。我们听完哈哈一笑，也没当真。章老师说是真事，她刚从办公楼开完会出来，学校会集中一批优秀师资，从02级高中开始全面提高培养力度。我当时心中一动，感觉其实中考留在高中部也挺好，离家近。彼时，附中的初中部名声在外，就读需求大，学校只能把有限的资源都投入到初中，高中在昆明只能算二流水平。初中学生升学首选，是云南师范大学附中、昆一中和昆三中。但其实我在初中入学时就知道高中部师资不弱。99届中考状元何明月的班主任，就是兼任初高中两边课程的物理老师赵中泽。正好赵老师又带完一届高中，如果留下的话，说不定就会到赵老师班里。
等中考出分后知道自己是年级第一，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便和家里商量。父母对附中印象不错，也支持我留下来。就这样，我留在在云大附中高中部。回头看，三年后高考的结果自然说明留在高中部是个正确的选择。不过在当时，我决定留在高中部，的确有赌一把的想法：我想我或许可以为附中高中部提供一个证明其师资实力的机会；尽管这次的赌注，就是我自己。好在我的选择也带动了一批初中同级的同学，坚定了他们留在附中高中部的决心。这批同学，后来同样在这个“赌局”中，为高中部提供了证明。
02年进入高中后，学校果然给我们这一届配置了很强的老师阵容。当时一共招了四个班，我在一班，列为试验班，班主任正是赵中泽。数学老师胡鹤生，语文老师王宏瑜，英语老师曾艳梅同时也是年级组长。其他专任课老师也都是几乎是高中顶配。
与此同时，在何校长主导下，学校大幅度提高了信息化水平，所有教室安装投影仪，所有老师配发笔记本电脑，这在云南的中学还是首创。高中上课很快就告别了初中的板书时代，PPT替代了粉笔。学校管理模式也很快从余校长时期的“家庭式”治理向“现代”科层式治理转变。全校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六、高中的眼界与世界
高中入学后第一次月考，年级组决定先给所有人一个下马威。于是直接用了一个流行的教辅《优化设计》里的月考试卷。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还没有完全从中考后的暑假状态中恢复，也对高中试题的难度没有概念。第一次数学考试，范围是集合与逻辑，我似乎是60分出头排，后面就几乎没人及格；而物理考试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小球无限弹跳问题带来的等比数列求和取极限，我因为暑假看了一本科普书《无穷大之旅》对这样的操作有点概念，所以才勉强做出来。这次考试让大部分同学都端正了高中学习态度。之后年级统一发了《优化设计》的教辅，我就认真做了起来。
高中的课程明显比初中有着更强的学科体系性、逻辑性。物理、化学和生物，都已经实现对学科初等内容的全面逻辑介绍。而文科课程更甚于此。语文首当其冲，事实上高中语文也是大多数人终身语文学习的巅峰，古今中外、诗词歌赋、小说戏剧、散文杂文，无所不包。地理、历史覆盖范围也很广，尽管教材简略，但按图索骥，追问下去，都有无穷无尽的求索空间。
高一按部就班结束。文理分科时，曾老师、王老师和赵老师对我的去向各执一词：前两人认为我应该读文科，有潜力拿状元；后者坚持我就是读理科的料。后来征求家里意见，父亲还是建议读理科，因为现代自然科学无法全靠自学，而人文、社科还有可能。于是就选了理科。但文科的种子依然埋得深，这也是我现在从事经济学而开课会叫《洞察人性与历史的十六部文艺作品》的根源吧。
也是从02级开始，附中高中部开始组织长途春游活动，通常会在外过夜。这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是风险很大的活动，需要老师和领导很有担当。高一第一次活动，最初是由刚刚加入云附的地理老师李勇进发起的，联系了云南省天文台，就准备把一个年级的学生拉过去看星星。年级组一开始似乎也没有特别当成个大事，结果学校知道后立马炸了。临出发前开了紧急会议，最后派学校领导跟车全程监督协调。校领导大概是说了一些重话，李老师回到办公室后脸色十分不好。不过活动最后非常成功，一群少年集体过夜，情绪都极其亢奋，整个晚上在天文台招待所就没怎么睡觉。高二的时候，就提前组织了更远距离的春游，一个年级乘车前往200公里外的师宗县五龙乡。整个活动从头嗨到尾，下午划龙舟——我甚至还跳下河中游到另一个龙舟上，傍晚在五龙乡中学进行篝火联谊，晚上在酒店打麻将，第二天上午又去一个景区满山疯跑。这个活动逐渐演变为现在高中部集体游学，甚至出省，叹为观止。
高中阶段还有三次印象深刻的集体活动。第一是某个冬天全年级合练交谊舞，缘由已经彻底不记得了，但最后排练出来效果非常壮观。第二是高中参加附中杯足球赛。初中时学校场地有限，课后活动以排球和篮球为主。高二时，高中部整体搬迁到江岸小区一个过渡场地。赵老师等几个老师很有球瘾，便说服了当时的高中部主任、现在的云大附中校长刘卫华允许在操场上踢球。于是在不太繁忙的高二下学期，组织训练、参加年级比赛，便成为头等大事。我依然记得某个春天的下午，在操场上野踢时无意中成功做出马赛回旋——这大概也是我一生的唯一一次了。第三个活动是高二的冬天，在江岸小区组织了一次篝火晚会。这个效果格外好的活动似乎就只办过一次，之后可能出于安全原因就再也没有组织过。活动当天，我几乎把所有课都翘了，满校园跟着赵毅老师——就是以前初中部的侦察兵美术总管——安排场地、准备器材。最有意思的是要从学校四层楼顶用粗铁丝固定四条滑轨，用于在开场时从上到下放条幅。我上下四楼跑了无数个来回，终于和其他老师、校工做完所有安装，并得以在第一时间观看一次试验。而其他同学仍在教室里上课，毫不知情。
说到高中部整体搬迁，03年的时候根本无法预见这是高中部独立运行，最终成就星耀校区辉煌的蹒跚起点。彼时学校的计划是争取昆明北市区月牙塘的一块300亩中学规划用地，待建好后初中、高中整体搬迁。为此，何校长和王书记做了诸多的筹款、设计等工作，但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就这样，高中部就继续“暂时”在江岸校区运作。高一结束知道要搬校区时，我心里是很不情愿的，因为之所以选择留在云附高中部，很大一个因素就是离家近。结果这便利只享受了一年。但搬到江岸校区后，因为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吃午饭，反而培养起了更深厚的同学情谊，福兮祸兮。
度过高一适应期后，我的学业继续稳步推进。忘记从何时开始，我取得了胡鹤生老师的允许，不用做他留的作业，自己找题做即可。后来似乎有更多科目，我被免于做作业。从此我可以更加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学习与时间。同时，父母增加了我每月的零用钱，在买书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度。高中阶段，我看书变得更加系统，我曾经花过不少时间，系统读现代主义文学。高一春末到夏天的两个月，我仔细通读了一遍《尤利西斯》。这书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也正是因此我注册的第一个邮箱就命名为ulysses1906——本来应该是1904，因为《尤利西斯》的故事设定是1904年，但不知道注册的时候出了什么差错，写成了1906，但也就沿用至今。高中阶段，我还延续初中对进化论的浓厚兴趣，读完了北大生科张昀教授的两部进化论本科教材。当时一度立志去北大读生物，可惜在高考前得知张昀教授1998年已过世，至此打消了读生物的念头。同样由于不用做作业，我得以连续旁听了两次父亲开给地质系研究生的物理化学课程。物理化学不是物理和化学，而是一门用物理方法来研究化学变化的学科，本质上是热力学。当时很多技术细节需要微积分为基础，我并没有学过，听得似懂非懂。不过这不妨碍我系统了解了一系列具有通用科学意义的概念：均衡，相变，路径。若干年后，这些概念以另外的形态，出现在了我所攻读的经济学博士课程中。
七、挫折
高中阶段，在学业平顺前进的同时，我在心智上经历了很多盘桓与挫折。中考结束的暑假，从数学科普读物中读到了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这对我彼时的心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哥德尔定理的字面涵义是：任何一个包含算术逻辑的数理逻辑体系，如果它是相容的（自洽的），那么它一定是不完备的，即该逻辑体系中存在一个命题，既无法证明其为真，也无法证明其为假。从一个粗浅的角度理解，这表明悖论——或者矛盾——是一定无法避免的。但如果悖论无法避免，那我们岂不是生活在一个必然荒谬的世界中？
思维上的巨大难题，又因为我在初中时颇有好感的一个女生暧昧不明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我开始觉得我能理解所有课程内容，能做所有辅导材料上的题，但似乎这些都是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并不能向我揭示一个通向逻辑一致的意识存在的路径，又或者这样逻辑一致终究是不可能，就如同那些无疾而终的感情！于是我在大半个高一，都延续着一种极度“中二病”的心理状态，无时无刻不在念想终极意义的玄学。所有的混乱心态在高二上学期一场短暂的恋爱中，走向了沉寂。我开始对荒诞派和那些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文艺作品，表示理解，但理解的过后是不认同。一个意识觉醒的少年，不应该埋藏在“中二病”中不可自拔。
改变又是漫长的，或者说按照高中生活的节奏来说，是漫长的。我不再过度排斥正常的衣帽穿戴，结束了初中那种以劳保服套装与解放鞋为反向标新立异的风格，逐渐过渡到一个正常高中生的行头。我也更多地参与到流行文化中去，听大家都听的流行乐曲，看大家都看的流行杂志。然后，高二下学期某个注定流逝的下午，在一次惯常的恶作剧整蛊一个女生后，电光火石间，四目相对，我突然开窍，即便终极的追问导向虚无，现实中依然存有无尽的美好。
恋情的起点无从追溯，甚至连谁向谁表白都无从记起。但少年的感情是真挚的，它弥漫过整个期末，来到七月开始的高三补课现场。然后，一切进入了过山车状态：
七月末，补课快要结束前，女孩知道我总说近来左眼前有亮斑，不容反驳的要求我去医院看眼科。医生只用裂隙镜看了一眼，就明确诊断说：眼底静脉出血，须立即住院治疗。——事后知道，女孩课间接到我的电话，脑袋当场就蒙了。
住院十天，打激素消炎，吃各种药促进出血吸收，但收效不大。后来医生说可以先等等看，后面如果一直不好，就做眼底激光手术。八月回家休整，心态从颓丧变为焦虑。高考倒计时十个月，但我却不知道左眼还能不能用。
熬到八月底开学，勉强返校上课。需要再做一次眼底血管造影，就一个人从学校去了医院。结果打显影剂时引发过敏反应，几乎失去意识。医生吓了半死，因为前一周北京同仁堂医院刚刚有一位患者显影剂过敏死亡。医生给我灌了一杯葡萄糖，我在诊室门外晕晕乎乎坐了半天，又梦游般坐公交回家。路上跟女孩短信了先前的情况，双方几乎都在崩溃边缘。回到家后尽量平静地跟父母汇报了过敏反应，父母当即决定联系广东的大学同学，送我去广州手术。
九月初，一人飞到广州，母亲安排了以前的学生来机场接我，父亲的同学又联系了一个医生第二天带我去找专家补号做眼底激光手术。做完后，我就基本半瞎着坐城际快线到深圳父亲的同学处暂住。一周后，到广州做第二次手术，专家说预后不错，当天返回深圳休整，随后飞回昆明。
这时高三开学已经两周。广州的专家又推荐了昆明的专家，让我每周复诊。就这样，高三每周二下午去一趟医院。由于左眼眼底伤口愈合需要很长时间，我只能自行适应双眼视界的差异，从两只眼睛看东西过渡到一只眼睛看。
但好歹我回到了学校。一个下午回到家，我坐在阳台前的椅子上放松眼部，脑子里仔细盘算了我从那一天到05年高考还有多少天，每天能够复习多少小时，六门科目一共有多少复习的工作量，每门科目按照目前进度应该安排多少复习小时数。全部算好，写下两张信笺纸，这就是我的《高考复习计划》。
这还不是所有的坏消息。女孩告诉我，她要跟随家里人转学到北京，大概在十月就要动身，然后在北京高考。嗯，这次我脑袋没有嗡——可能这就是命运吧。此后我们每个周末尽量找时间待在一块，但高三的日程下，真正成行的时间可以按小时数。十月的一天，她如期离开，我和几个同学一块去机场送行，挥一挥手，约定我们北京再见。
离别后各自投入繁忙的复习时光，尽管有手机，但联系却异常曲折。个中心酸，像极了剧本里的路数。
高考后的第二天，我没有打通她的电话，但等来了一封邮件：我们分手吧。
八、作为开始的结束
这大概就是我从少年到青年的转变吧。缘起缘落，皆在云附。
去北大报到之前，我分别看望了几位中学老师，无尽的话题，一聊一天。是啊，六年，附中变了很多，老师变了很多，我也变了很多。其中和赵老师一块在大排档吃完晚饭，沿着街边走了无数个来回，得以知道学校的角度，我在高三开学前后那个故事的另一版本：
实际上高二期末，高中部的老师已经大概知晓我们的恋情。但本着一贯开明的作风，几个老师并没有任何表态。七月底知道我的眼疾后，学校是捏了一把汗——“赌局”仍在，高中部依然尽最大希望我好转。手术后回到昆明，学校也多少放心了一些，但终究对我的复习状态有很大疑虑。结果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周六傍晚，我送女孩回北院去上补习班，学校门口正巧碰上整整齐齐的全校领导开完会出来，场面无比尴尬。当晚学校就给班主任打了电话了解情况，赵老师打了包票，说我自己能把握好。
高考结束，出分，对学校功德圆满。
只是学校在05年初，又突然换了校长。我甚至无从跟三年前力主加大高中建设的何校长，亲自道谢。
每个人都是历史川流中的一粒微尘。但每粒微尘，都在沿着时间做一维展开，形成一条独一无二的命运之线。因为一个学校，很多人的命运之线彼此捆绑。我们每个人终归会感谢它，是它铭记着我们生命中那重要的一段。
我感谢并怀念云大附中，直到永远。
初稿写于2022年4月19日凌晨
补注：关于云附恢复办学后的早期发展，见王菊英书记的文章《云附高中，我见证着你的成长》；关于云附高中部从北院分离后在江岸及星耀的发展，见王宏瑜老师的文章《愿有岁月可回首》